孙莉 从山脚出发15年后A4美术馆站到了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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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座美术馆而言,15年已经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了。从2008年初创时为汶川灾区做的儿童艺术,到现在颇具影响力的儿童艺术节,以及与社区发生深度连接的艺术项目,A4美术馆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它是怎么样找到、以及找到了怎样的运营模式?立足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它探索到了怎样的成都经验?这些经验又为国内的民营美术馆带来了哪些参考价值?我们和A4美术馆创始馆长孙莉深入地聊到了这些问题。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A4美术馆新馆开幕,除了迁入新址之外,A4在推文中也提到品牌换新,在你看来美术馆具体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孙莉(以下简写为孙):对于A4美术馆来说,不单单是主馆空间迁到了现在的麓镇山顶广场,也是美术馆经历了1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后,对总系统和品牌进行了一次更新。我们原来的场馆将更新为A4:X艺术中心(A4:X Art Center),未来会更看重艺术与文化、建筑规划设计、时尚领域的结合,呈现一些更偏年轻化的展览。新的主馆空间拥有更大的展厅,更好的物理条件,同时新增了文献中心,加强学术建构和出版研究,像新的发动机一样推动美术馆给的学术建构。另外新馆还与我十分喜爱的一个主理人合作,增设了咖啡店,与艺术商店融合在一起,开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A4国际驻留中心(A4 Residency Art Center)也进行了品牌升级,以往的驻留项目大多分布在在艺术家个体实践,从今年开始将会扩展至环保、音乐、戏剧、诗歌等更丰富的文化内容,更符合社区和社群之间的互动。另外在A4关切的儿童艺术教育方面,A4儿童馆(A4 Kids)会在今年全新亮相。许多小朋友会成为A4 Kids馆长,招聘自己的主力来配合和支持工作。我们投入了多年的儿童艺术项目,特别是持续举办的iSTART儿童节,慢慢的变成了一个调动社会力量、关注创新教育、艺术教育以及推动社会资源转化、艺术创造的社会化网络站点平台,慢慢的变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我们合作。
因为A4美术馆过去一直同时在做这几个方面的内容,面临的风险是定位不够清晰,有了双馆之后,这四个品牌都可以在各自领域纵深发展,对未来A4整个文化艺术生态的发展能起到比较好的结构支撑。
孙:我们在最近的官宣中也提出了新的slogan,就是“用艺术连接人与人,激活创造力的新美术馆实践者”。具体来说,A4美术馆新馆会偏重于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提供具有学术性、研究性的展览,通过专业性展览项目来拓展更广泛的社群和社区之间的联动。
Hi:从2008年创立,到2016年正式注册民营非企,再到如今,作为创始馆长你如何回望A4美术馆走过的15年?有哪些重要时刻和经验可以分享?
孙:A4美术馆的发展在中国民营美术馆中具有很典型的成长性,它不像很多机构最开始就有清晰的建制和研究方向。我们在早期阶段经历了很久的经验累积,在最开始成立的几年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展览尝试。
在2008-2015年在麓镇山脚的第一个阶段里,它是一个偏向先锋性、实验性的艺术空间。2010年我和鲁明军共同策划了“青年策展人”计划,邀请了7位年轻策展人,每位策展人策划了一个展览,加上最后的研讨会,持续了一年半。青年策展人计划之后,我们又做了“青年艺术家实验季”项目,逐渐让行业内的人了解到A4美术馆,我们的团队也在高品质高密度的展览中逐渐成长起来。这些国内新锐的策展人,以及108位年轻艺术家,在今天很多人都慢慢的变成了了行业的中流砥柱。
到了2016年,我们正式注册了民办非营利美术馆,搬迁到了麓湖艺展中心,也就是现在的A4:X艺术中心,整体空间场地发生了变化,从原来像世外桃源一样的麓镇山脚,来到了一个更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和城市社区连接更紧密的综合体里面。我们做了大量的与社会相连接的内容,从而开启了A4作为公共性美术馆的时期。我们的iSTART儿童节越来越成熟,驻留项目也合作了众多的国内外艺术家,另外,还开始系统地推动和西南艺术生态相关的研究性展览。
在进入第三个七年的今天,我们又搬到了麓镇山顶广场,从山脚开启,15年后我们站到了山顶上面。
Hi:无论是新馆还是老馆,A4美术馆都位于成都南部的大型社区内,它并不是一个艺术区的概念,也并非成都传统的老城区,对于做美术馆而言有哪些利弊?
孙:我觉得在不在艺术区里并不那么重要,我们大家可以在北京798艺术区、上海西岸地区一次性看到很多展览,这当然对艺术爱好者是一个福利;但在另一个层面,咱们不可以把艺术和生活孤立起来。麓镇经过了10多年的时间沉淀,慢慢的变有魅力,整个小镇呈现一种非常松弛的生活状态。人类能看展览、听音乐会、看演出,有各种吃喝玩乐的选择,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艺术与生活的融合。
另外今天观众对艺术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买票看展这件事情成了日常消费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仅有学术性的展览,也有商业性的网红性的各种展览。我们让大家感受到展览与生活的相关性,展览本身的品质和探讨的问题,不会让大家有抗拒性。
Hi:A4美术馆很看重社区艺术,重视艺术与生活的连接,它是怎样形成这个清晰的定位的?与美术馆本身所处的环境有关吗?
孙:地理环境的开放性给了我们很多刺激,让我们感到需要做出调整和改变。2016年搬到麓湖艺展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改变,到美术馆的人不再只是比较小众的艺术爱好者,很多周围邻居也会过来,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去了解艺术。但是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很多人问我A4美术馆做儿童教育也好,做社区型艺术项目也好,有无经验可谈?其实我一直觉得是需要持续,需要恒心,需要耐心。做这些事情的门槛不是不高,而是非常高,因为它和我们原有的工作方法特别不一样的,你要打破原来的效率至上、集中管理的工作方法,需要妥协,需要往后退一步,慢慢地磨合。我觉得让专业的人愿意沉下心来做这件事情,这才是最难的地方。
孙:这件工作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逐渐地开始显性。当大家在讨论民营美术馆模型的时候,发现A4美术馆的运营模式成为一个独特案例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影响力已经在显现了。对于A4来说,我们从始至终希望看到今天的机构建设不仅仅是在艺术系统内部工作,而是它对整个城市发展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我关切的问题。
Hi:虽然做社区艺术连接了艺术与更多的人,但是作为美术馆的工作而言,它的学术性会收到不同的声音吗?
孙:早期的时候大家对这些项目的认知和理解,确实会停留在公共活动或者公共教育项目维度上。但是随着我们工作的深入,很多人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公教活动,而是在探索艺术边界,一种创造艺术可能性的新的美术馆工作方式。这和我们原来讨论的专业和学术的问题不一样,它突然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在这领域里面发现新的问题,逐渐有更多人去研究它、分享它、推广它,看到了它的价值。不只是小朋友,还有很优秀的艺术家共同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来,这些转变正是在我们持续推动的过程中发生的。
Hi:A4美术馆也会做一些国际艺术家的展览,但是有时候美术馆很容易沦为国际画廊的展厅,A4美术馆曾经为此做过妥协吗?
孙:A4美术馆一直带有国际化基因,我们这些年也做过很多国际艺术家的展览,2012年我们邀请日本艺术博览会艺术总监金岛隆弘担任策展人,促生了西南地区首次系统展示亚洲当代艺术的展览“平行的极东世界”。2018年A4美术馆十周年之际,带来大师级艺术家罗曼·西格纳的影像艺术回顾展,当然还包括透纳奖获得者马丁·博伊斯,以及我们这次新馆开馆展之一呈现的大卷伸嗣中国首次个展……我不认为美术馆与国际画廊合作,提供展示空间是我们最终选择合作的标准。优秀的国际艺术家那么多,你选择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我觉得和在地发生紧密关联就变得很重要。我们在做国际艺术项目时,希望能够通过美术馆的工作,为世界提供一个成都的经验。
虽然北京和上海在中国艺术版图中是最重要的两个城市,但像成都也好,武汉、西安、广州和深圳也好,都提供了难得的地方性经验。我希望A4可提供这样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的推动并不是单纯因为我们就在这儿,而是需要很多土壤,包括选择这些国际展览进行对话和碰撞,都是这个土壤为其提供养分的。作为民营美术馆机构,我们可能没能力承担太多的责任,但我希望A4可以通过自己的展览,让身边的人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让艺术是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Hi:A4美术馆对本土艺术家名单是如何明智的选择的?作为美术馆,它对成都甚至整个西南艺术生态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孙:我们在做国际项目项目的时候,就有意推动与本土艺术家的对话。之前做马丁·博伊斯,我们就做了一个和陈秋林的对话型个展,后来也做过何翔宇和梁琛的对线美术馆学术建构的核心一直是推动西南艺术生态的发展,我们做过的国内艺术家名单中,包括杨冕、顾雄、何利平、冯立、周褐褐、李俊、幸鑫、骆丹等都是西南艺术家。
我们不难发现在成都艺术生态土壤中,除了绘画领域的艺术家,还涌现了很多做当代影像、行为艺术的艺术家,A4美术馆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进行系统研究,包括“回路——2000年以来的西南影像实验”“从街头到语言——2008年以来的西南行为艺术”,我们也持续支持“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A4美术馆始终在支持西南艺术生态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强调的在地性的工作内容。
Hi:A4美术馆在年底也有一档关于这座城市的展览“成都,Chengdu”,你是怎样看待成都艺术生态的?
孙:虽然经过了三年疫情,但是成都复苏非常迅速,今年能够说是成都的大年了。比如公共开幕的成都双年展,体量和规模非常大,也能够正常的看到很多国内外艺术家的展览,每天都有很多观众去参观,这对整个城市的文化生态是有推动作用的。今年又逢大运会,成都的城市营销做得很猛,很多人来到成都,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生活质感。
这两年成都的艺术生态变得更多元了,除了政府推动的双年展,还有复星艺术中心、广汇美术馆、时代美术馆、木木美术馆落户成都,以及许多新的小型空间。不断涌现的新机构一方面看到了大家对成都的热情和信心,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市场的诉求。对于一座人口超2000万规模的大城市,文化和艺术生态一定是要更为丰富的。那么我们如何去应对这样一种新的市场环境、新的生态的土壤,精准地寻找自我的受众,提供有价值的展览内容和产品,我觉得这就是艺术机构们要面临的新课题了。
作为立足在成都的艺术机构,我们的发展也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如果A4在另一个城市里,必然不会是今天的状态,这是城市赋予一座机构的特质。我们今年底将要做的展览叫“成都, Chengdu”,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开始策划和准备了,这也是我亲自推动的一个项目。我们邀请了8位联合策展人,包括文殊院的亦智师傅、影响了成都摇滚乐小酒馆的主理人史雷、创办白夜酒吧的诗人翟永明,从不同的文化切面来观察,今天的成都为何会是我们所讨论的样貌。其实国际上很多美术馆都曾在阶段性的时候做过城市文化形态的展览,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较为贴切的时机,重新梳理成都的文化艺术生态,希望这个展览能成为献给成都的一封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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